▲视频来源：右江日报

(资料图)

近日，

在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百色市有关专家、文博工作者的联合发掘中，

考古队在平果市黎明乡蟠桃村那物屯

对面的达洪江水库库区一个半岛，

发现一处古墓并挖掘出铜鼓和一批文物。

▲发现战国古墓的达洪江水库库区半岛

（箭头处为铜鼓发掘位置）  覃蔚峰 摄

经有关专家初步认定：该古墓是一座战国时期墓葬，距今已有2000多年；出土的铜鼓为石寨山型，为战国时期或更早时期的铜鼓。

同时出土的还有玉环（有领牙玉璧）、玉玦、铜钺、铜矛等玉器和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称：这次发掘，是广西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广西已多年未发掘出土年代这么早的铜鼓了。

考古队还在该遗址及其上下游发现了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石器和玻璃陨石若干件。

古墓遗址原为村庄，1958年修建达洪江水库后被淹没，平常年份该半岛有几个月露出水面。今年由于天旱少雨，目前该半岛仍未被完全淹没。

5月7日，平果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达洪江水库库区疑似发现古墓。获悉后，该馆工作人员当晚便赶到现场采取保护措施。次日，百色市文物专家也赶到现场，对散落的文物进行保护处理。

5月9日，蒋廷瑜和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强等人一同赶到发掘现场，联合发掘考古队即告组成，文物挖掘工作由此开始。

▲考古队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考古队供图）

在自治区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发掘有序推进，古墓接连出土了铜鼓、铜钺、铜矛等青铜器，以及玉环、玉玦等玉器。同时，考古队队员在古墓附近以10m×10m的探方规格进行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石器及宋明清等朝代的陶瓷碎片等文物。

参与现场发掘的考古技工谢广学说：“当时，这只铜鼓呈底朝天的姿态埋在土里，我们按考古工作程序将其取出，包装好后送到平果市博物馆，计划在实验室里对其进行修复和研究。”初步测量，这只铜鼓的底部直径约50厘米，高约40厘米。出于保护目的，铜鼓出土时，专家还未对铜鼓鼓面进行清理。

在扩大考察中，考古队在该遗址上下游又发现了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所有出土的文物均已移交至文物部门妥善保管。

考古队成员、百色市右江区文物管理所副研究馆员、所长黄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发掘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收获：

一是发现了铜鼓传播的新路径。根据原先的考古研究，铜鼓在国内的传播路径，最早是由云南沿江河传播至广西，再由广西传播至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等地。然而，这一路径到了田东一带之后就断线了，没能发现由田东往外传播的具体路径。而这次发现的铜鼓，出土于平果市北部的红水河支流，表明铜鼓的传播路径从田东向东北延伸到了平果市，进而传播到红水河流域。这就出现了一条新的铜鼓传播路径。

二是墓主的身份等级很高，属于部落头领一级，这可以从墓中出土的文物得到证明。墓中发现的文物既有礼器，也有兵器，随葬品的规格之高，在百色周边的墓葬发掘中并不多见。

三是新发现了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队在古墓所处的半岛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处，同时在半岛上下游发现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了砺石、石砧等器物，同时采集到研磨器、磨光石斧（残件）、斧锛毛坯等石器若干件。

四是发现了宋代到明清时期的陶瓷碎片。半岛上，在达洪江水库建设之前有村庄，有圩集，有当铺，人类活动久远绵延，遗留一批生活用陶瓷的残碎片。

以上四个方面收获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联系明显、互相支撑的考古发现。

▲文物挖掘现场。图源：南国今报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技术员王星说：“这次发现说明该地自古以来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我们研究这一片区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出土的铜鼓类型在广西也比较少见，这将会丰富我们对这类铜鼓的认识。”

据悉，古墓遗址上游四五公里处便是唐代所置田州的州治同老街，下游六七公里处则是明代弘治年间被废的恩城州州治所在地（原榜圩中学对面）。

5月25日，古墓抢救性发掘工作基本结束。王星说：“修复和研究阶段花的时间会比较长，有些青铜器已经锈得很厉害了，要经过一些科技手段进行保护处理，才能进行修复和研究，这将是一个持续性、系统性的工作过程。”黄鑫称，待铜鼓鼓面清理识读后，就可以更确切地判断其制作年代。

▲考古现场发掘的铜鼓。视频截图

铜鼓，

是一种青铜礼乐器，

流行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长达2000多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与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

迄今，

在中国广西发现了

从春秋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铜鼓，

数量达2000面以上，

其铜鼓拥有量为世界之最，

具有源远流长、史料丰富、种类齐全、

造型各异、器形硕大、纹饰繁缛等特征，

广西遂拥有了“铜鼓之乡”的称誉。

2019年7月27日，

山西青铜博物馆正式开馆，

当天推出的首个临时展览名为：

穿越时空的鼓声

展出的就是广西、云南相关博物馆

收藏的铜鼓文物，

展现了精彩纷呈的少数民族铜鼓文化。

▲山西青铜博物馆“穿越时空的鼓声”展览现场

铜鼓纹饰与铜鼓造型，

随着铜鼓的发展而发展。

铜鼓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

其主要功能表现在

演奏乐器、“军鼓”及“重器”3个方面，

并具有多种类型。

广西铜鼓包含了各个类型铜鼓，

不同类型铜鼓上的纹饰特点，

也有着鲜明的区别，

使得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

广西铜鼓的纹饰特点

与审美特征研究

文 / 丁静

铜鼓纹饰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作为审美的纹样装饰在历经漫长历史岁月的铜鼓上大放光彩，同时从感性而理性逐步转变为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从实用而审美发展为实用与审美紧密结合。现在对广西铜鼓纹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对铜鼓纹饰应用、铜鼓纹饰视觉语言及铜鼓纹饰原始信仰等不同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广西地区有着种类繁多且保存较为完整的铜鼓资源，铜鼓涵盖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分析与探讨广西传统民族艺术的不二之选。为了对广西铜鼓有进一步的认识，本文重点阐述了广西铜鼓的传承及铜鼓功能的主要分类，归纳与总结了广西铜鼓纹饰的特点与审美特征，为推动广西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西汉 羽人划船纹小铜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该铜鼓属石寨山型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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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铜鼓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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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铜鼓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从铜鼓产生至今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为流传，是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乐器，最早产生于我国云南祥云及楚雄等区域。

纵观铜鼓的发展历史，在青铜器时代，铜鼓仅是人们平时生活中的一种炊器，在进入战国时期之后，铜鼓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西汉前期，铜鼓一直向东发展到达广西。在铜鼓漫长发展与传承历程中，铜鼓一方面，汲取与借鉴了中原区域青铜器制造的一些造型特征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高度保留了其本身拥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我国在锅盖县发现的战国墓葬中就存在许多历史悠久的陪葬品，对这些陪葬品进行分析能够估算得到，广西区域的铜鼓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在我国古代书籍《后汉书》中也有“得骆越铜鼓”等相关方面的叙述。

之后关于广西铜鼓方面的内容记载越来越多。在我国《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就详细记载了许多与铜鼓有关的内容，如在“钱，国之重宝……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片段中就重点阐述了铜鼓的重要性与社会价值。与此同时，在其他史书资料中也有许多关于广西铜鼓的记载，像《南史》《隋书》等，这些一直传承到现代。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各个国家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各种新型文化与技艺不断产生，传统文化与技艺逐渐走向没落，即便如此，在我国广西的西北部等区域，还存在击打铜鼓的传统风俗。由此可见，广西地区的铜鼓发展至今保留了较为健全的传承体系，同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地域性审美特点。

▲西汉云雷纹大铜鼓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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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功能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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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一种拥有特别工艺属性的民族工艺品，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传承和演变。对广西铜鼓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中，不可以仅重视对铜鼓审美特征的探究，也应当特别关注铜鼓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及其文化内涵。铜鼓在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其本身蕴含的深层次内涵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因此，实际开展铜鼓功能方面探讨时，应充分整合与分析铜鼓的发展传承历史，了解铜鼓的功能，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其功能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将铜鼓当成是一种演奏乐器，认为铜鼓是“乐部”中的一类。例如，在史书《通典》《文献通考》等中都有相关的记载。

其二，将铜鼓当成是一种“军鼓”。例如，在《乐书》中就有详细的记载：“凡军鼓之制有三，一曰铜鼓，二曰战鼓，三曰蹬鼓。”

其三，铜鼓有祭祀的功能。我国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针对铜鼓的功能进行过研究，指出铜鼓也可以表现出祭祀的功能。在《老学庵笔记》中就有相关记载“此鼓南蛮至今于战阵、祭享”，认为铜鼓不单单是一种军鼓，同时也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器具。

其四，将铜鼓当成是一种“重器”。例如，在资料《铜鼓考》中就有相关叙述“欧阳颁征蛮，以获铜鼓为战功者，所谓迁其重器也。”

依照上述对铜鼓功能的分类，现阶段已有的铜鼓类型主要有8种，分别是万家坝型、冷水冲型、石寨山型、北流型、西盟型、遵义型、麻江型及灵山型，其中在广西区域范围包含了这些所有类型的铜鼓，如战国万家坝型铜鼓。从各种类型铜鼓的数量分布来看，广西的部分类型铜鼓数量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占据了较大比例，有着绝对优势，甚至是一些类型铜鼓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广西铜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及审美内涵。

▲万家坝型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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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铜鼓的纹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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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广西铜鼓纹饰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后可以得知，其铜鼓纹饰类型主要有云雷纹、圆圈纹及钱纹等纹路形式。对其进行进一步划分：万家坝型铜鼓上涵盖的纹饰主要有网格纹，灵山型铜鼓上的纹饰主要有席纹、钱纹及云纹等。如表1所示为不同类型铜鼓中涵盖的纹饰种类。

在众多纹饰样式中，特征最为鲜明的便是云雷纹。它之所以较为特殊，是由于该种纹饰是由云纹与雷纹组合而成的，一般情况下是基于二方或者四方的不间断形式构建的条带、块状等展现出来。云纹通常表示为以某个点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的单螺纹，在其他地方也有学者将其叫作“螺旋纹”，这种类型纹饰表现出显著的细、圆及小等属性，同时拥有较为丰富的构成形式，常见的有单云、复云及波浪云等，往往展现为云纹与云纹之间融入雷纹，也可以是云纹与云纹之间引入十字。雷纹一般来说是两个以上菱形纹饰套叠组合而成的图案纹饰。和云纹相同，雷纹表现出纤细的特征，同时造型变化多样，其构建形式主要包含有方回形、菱形、椭圆形及十字形等。

▲图源：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

广西铜鼓不仅在造型上十分的古朴庄重，同时在工艺制作上也非常的精致。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实用价值，可以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契合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实现审美与实用的紧密结合，技和艺的相互统一。

从铜鼓纹饰的表现上能够很好地证实这点，如太阳纹及云雷纹的出现是由于古代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鱼纹传达了人们渴望多子多孙，翔鹭纹及羽人纹则充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严格等级制度，龙纹代表了高贵、地位与财富。从而可以看出，各种铜鼓纹饰展现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在战国中后期到东汉时代民族文化的审美特性。

▲翔鹭纹铜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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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铜鼓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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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广西铜鼓作为十分重要的器物，其在外部造型及装饰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精致感。在进行铜鼓装饰时，鼓面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铜鼓鼓面的中心处都设置有太阳纹，并利用晕圈对鼓面外圈进行装饰，和鼓边相邻的圈带上通常铸造许多较小的圆雕，造型多种多样，主要以青蛙为主，也有一些鼓面上铸造了骑士、龟及鸟等造型。例如，东汉平南变形羽人纹铜鼓，在该鼓面的中心位置设计有太阳纹，并在鼓面边缘位置铸造有青蛙造型。在铜鼓的鼓胸及鼓腰等部位也会雕刻许多精致的纹样图案，然而相对于鼓面、鼓胸及鼓腰等部位，鼓足通常是素底。铜鼓上的各种图纹一般是依托于镂空或者压印的手段制作而成的，基于线地浮雕的手艺，各种图案不仅十分的精致与美丽，同时线条也非常的流畅。

从本质上来看，图纹主要涵盖两大类，分别是绘画性纹饰及图案纹饰，其中绘画性纹饰主要涵盖有太阳纹、羽人舞蹈纹、鹿纹及水波纹等；图案纹饰通常包含有云蕾纹、钱纹及席纹等。不同类型的纹饰往往基于重复或者交替等方式出现，从整体构图布局层面来看，通常表现为疏密相间，蕴含有较强的节奏韵律。在铜鼓的鼓胸部位，其装饰带的图案通常表现出长卷形式，并且该图案一般是独立成篇，同时循环反复进行。

▲南朝 变形羽人纹铜鼓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依照铜鼓形状及装饰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将广西铜鼓划分为多个类型，主要有北流型、石寨山型、麻江型、西盟型及冷水冲型等，跨越了不同的朝代，每种类型的铜鼓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纹饰风格。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与归纳后可以得知，冷水冲型铜鼓鼓面不仅较为复杂，同时还设置有相应的圆雕装饰，图案十分的抽象；北流型铜鼓外部造型十分庄重，纹样造型较为烦琐；石寨山型铜鼓造型十分精美，同时以写实为主。万家坝型铜鼓是产生最早的铜鼓类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产生的是石寨山型铜鼓，出现于战国与秦汉时期。

广西发现的第一批铜鼓分别是位于田东县林逢乡的春秋晚期墓中的一面铜鼓及祥周乡联福村的战国早期墓中的两面铜鼓。从总体造型上来看，这三面铜鼓的体积较小，鼓面不大，鼓胸向外凸起，鼓腰部位向内收缩明显，鼓足短小，鼔耳十分细小，表面纹饰较为简单且精细程度不足，和云南万家坝地区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有着较多相似之处，是我国铜鼓最早期的造型。

石寨山型铜鼓是铜鼓经历一定时期发展后形成的一种较为成熟的铜鼓。该铜鼓总体造型十分庞大，鼓面又宽又大，鼓胸向外突出明显，鼓足较之前有所升高，纹饰主要是阴纹，刻画十分精致，具有较强的华丽感。在铜鼓鼓面的中心位置刻有太阳纹，光芒和光晕完美融合，在三角光芒之间设置有斜线装饰。在太阳纹的外侧设置有较多圈宽窄各异的晕圈，称之为宽晕与窄晕。铜鼓鼓胸位置的纹饰和鼓面大体相当，然而主晕是人物坐在船上划水的图像。在铜鼓腰部位置不仅有各种晕圈形成的纹带，同时还涵盖了许多由竖直条状组成的方格，在方格中绘制有砍牛仪式等图像。

广西铜鼓在大量继承了云南铜鼓的部分器具造型与图示纹样基础之上，也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较多广西本区域的文化、习俗及审美理念等，开发与加深了某些拥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和物象。例如对青蛙等特征造型的大范围运用，促使广西铜鼓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

▲牛拉撬饰变形羽人纹冷水冲型铜鼓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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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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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铜鼓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涵盖的文化象征要高于其拥有的实用性，之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统治者”权力地位的衰落，铜鼓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才慢慢消退，时至今日仍然是广西地区具有鲜明象征性的民族乐器。

▲图源：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

消息文｜右江日报 

论文｜丁静

原载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年24期

图｜右江日报 南国今报 山西博物院 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